老官山汉墓再现蜀锦工场
陈玉华 赵斌 撰文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中的最末两句。诗中的锦官城，即成都的别称，亦简称为锦城。成都被称为锦官城，和蜀锦密不可分。蜀锦在汉代就已通过丝绸之路扬名海外，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载体。成都生产的蜀锦，对于促进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4部蜀锦织机模型，不仅印证了成都织锦业的繁盛历史，而且也印证了成都对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意义。
石破天惊的发现
“嘟！嘟！嘟！”2012年7月15日晚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电话在万籁俱静中骤然响起。值班人员接起电话，一个急促地的声音从话筒那端传来：“我们可能挖到古墓了，你们快过来看看！”
“在哪里？”
“老官山！”
老官山位于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正在进行成都地铁3号线的施工。打电话来的正是地铁施工人员。这天，他们正在挖地铁排水道。忽然，地下水汩汩地往外冒。再挖，则有漆木器零零星星地漂浮了出来。工人们顿时觉得不妙：可能挖到古墓了？“停工！”施工队当即决定赶紧向考古队报告。
接到报告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涛赓即赶往老官山。经过现场勘探，谢涛和同事们发现这是一个汉代的墓葬区。后来他们共发掘出4座墓葬。蓉都大道西侧，由南到北分列着1、2、3号墓，4号墓则在蓉都大道东侧。
淤泥清除后，赫然惊现的盗洞，让谢涛心里一凉：显然盗墓者早已光顾过，难道这次会无功而返？发掘依然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1号墓的墓室慢慢地揭露了出来，原本已不抱太高期望的谢涛，却有了意料之外的收获：
这是一对夫妻合葬墓。尽管墓室被盗，陪葬品不多，但根据墓葬的形制结构和规模，可以初步推断墓主肯定是名门望族。而现场漆器上的“景氏”铭文，则为探究墓主的身份提供了一丝线索。
据文献记载，景氏曾为楚之望族。西汉初年，景氏贵族迁至关中一带，后景氏一支又入迁蜀地，墓主或与此有关。而现场清理出来的50枚木牍，多为官府文书和巫术，则暗示了墓主的官员身份。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更令人震惊，当盗墓贼心满意足地揣满金银财宝在黑夜中扬长而去后，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其实将真正的无价之宝，留给了2000多年后的考古专家。让考古人员血脉贲张的是，他们找到了4部蜀锦织机模型，其中还有提花机！
这是我国首次出土西汉的蜀锦织机模型。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织机模型为竹木制成，结构复杂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还残存有丝线和染料。可以想象，随葬时，织机上面应该挂满了各种丝线。
出土的4部织机中较大的一部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其他3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约45厘米、长约60厘米、宽约15厘米。根据织机模型与周边的织锦人俑的比例对比，如果对织机进行复原，它原型的高度应为约2.5米，长大约有七八米，大小如一个能容下20人的会议室。
考古人员还发现织机模型上有用来悬挂综框的绳索。综框是织机的一个重要部件，是由上下横梁和左右侧档连接的带有穿综杆和驱动件的框架。织机有两个综就可以织平纹，有三个综就可以织斜纹，综越多，能织的纹饰就越复杂。其中一台织机模型上有多达四五个的综框。这说明它确系织锦机，已经具备了提花功能。而织机的顶梁很高，也是因为提花的需要。考古专家推测，该织机模型的原型应该是文献中的古绫机。绫机的特点就是多综多蹑和一个综对应一蹑。
考古专家还把这些织机模型与解放前成都双流织蜀锦所用的丁桥织机进行比对，发现无论是复杂程度，还是工作原理、体积比例，汉代织机都更胜一筹。
织机四周，散落着15个漆木人俑。这些人俑或立或坐，手臂姿势各不相同。他们是司职不同的织工，正在操作织机，另外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俨然是汉代成都织锦工场实景的模拟再现，让人仿佛回到了2000多年前，织工们正在一台台织机前不停地忙碌，一条条华彩丝线纵横交织，一幅幅名满天下的蜀锦鱼贯而出。
这些漆木人俑色彩鲜艳，眉眼清晰生动。既有男织工，也有女织工。有趣的是，汉代男人也化妆，男织工脸上也画了柳条眉。男男女女都穿着汉代典型的宽衣大袖服装，考古专家要把男女区分开来，一看脸上是否画有胡须；二看是否露着脚。汉代妇女长裙曳地，是看不见脚的。
而墓的主人把纺织工场的场景带进了精心营造的墓穴中，显然这场景对她有特殊的意义。墓室里出土了一个玉印，玉印上刻有三个字——万氐奴。很可能，这就是这位墓主的名字。其墓穴豪华、陪葬丰厚、葬于官家墓葬区，显然这位叫万氐奴的女性并不是一个下层的织女。
但对她的遗骸进行“体检”后发现，她髋骨严重变形。这可能是由于她腰部长期负重。而这正是纺织工最易患的“职业病”。难道她年轻时真的就是一名织女？
这位万氐奴生前究竟从事什么工作，看来还需要考古学家继续探究，但是她墓穴中织机模型的问世，已经改写了我们以往对历史的认知。
根据现有史料，蜀锦的繁盛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汉晚期，而且在许多东汉时期的画像砖中，织机样式多为家庭式生产的斜织机（俗称“腰机”）。而这次发现证明了在西汉早期的蜀锦织造过程中已经在使用大型的提花织机；不同工种织锦人俑的出现，则说明当时的蜀锦织造已经进入作坊式生产阶段。这将蜀锦繁盛的历史大大推前。
隐匿了2000多年的文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意外的时刻，突然问世，让我们再一次靠近了历史真实。
汉代的锦绣成都
蜀锦织机模型实物的首次出土，是西汉成都织锦繁盛、工艺精湛的历史证物。它们仿佛是历史大步向前途中有意留下的脚印，好让我们回首茫茫历史时能有迹可循，循着这些脚印，跨越几千年的时间距离，追寻蜀锦享誉四方的轨迹。
古蜀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蜀山氏，早在公元前2700-2600年间，蜀山氏就已经站在了中国蚕桑丝绸早期起源的门槛上了。“蜀”字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像虫形。《说文》中称：“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像蜀头形，中像其身蜎蜎。”一般据此认为，“蜀”就是蚕，甚至与古蜀帝王蚕丛联系起来。蚕丛氏是蜀山氏的直系后代和蚕桑业的传承者，这一族群从饲养桑蚕转化为饲养家蚕。有专家认为，根据“蚕丛”这个称呼，古蜀人应当是最早养蚕取丝的部落。
蚕桑业的兴盛，为蜀锦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春秋战国，蜀锦生产已很兴盛。
蜀锦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明清以来，它与南京云锦、苏州宋锦、广西壮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蜀锦位于四大名锦之首，早于其他名锦1000余年，有“天下母锦”的美誉。
进入到汉代，成都织锦业更加兴旺，“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历史学家谭继和说，到汉代，织锦织绣织布技艺在成都坊间寰圚已经普遍化了，出现了贝锦、黄润、橦华布等闻名海内外的名牌产品。政府不仅设置了锦官专司管理织锦业的生产、销售，还设立了政府的专门作坊——锦官城。
锦官城位于夷里桥南岸道西，它修有专门的城池，内设有织锦作坊，政府统一生产和销售。锦官城最初指的即是这个小城池，但因成都织锦业发达，闻名遐迩，锦官城遂逐渐成为了成都的代称。
夷里桥是南河上著名的七星桥之一，锦官城选址在夷里桥南岸，是颇为讲究的。因为此处江水不同寻常。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漂练的目的，是达到脱胶与漂白的效果，使其更具光泽。织工们发现，在这段江里漂练的蜀锦纹路分明，色彩鲜艳，胜于初成，在其他江水漂练的蜀锦则差得多。于是，汉代成都人便将这段濯洗织锦的江称为了濯锦江、锦江。
汉代成都是全国闻名的织锦中心，“女工之业，覆衣天下”。蜀锦生产技艺也大为提高。蚕丝染色在朱、黄、青、白、黑“五方正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红、绿、紫、绛等“间色”。蜀锦还作为贡品献纳朝廷。汉成帝曾令益州留下三年税输，为宫廷织造“七成锦帐，以沉水香饰之”。用一州三年的赋税制造一床锦帐，其精致豪华可以想见，同时亦反映蜀锦工艺水平之高。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成婚后，卓父曾分与她100个奴僮，其中即有织锦的工奴。据说，卓式工奴“鸣梭静夜，促杼春日”。他们织的蜀锦“布叶宜疏，安花巧密，写庭葵而不欠，拟山鸟而能悉。”濯于锦江时，“青为禁柳，红作宫花。”宛如“芳树映落涧中”“睛霞色照潭底”因此，唐人郑谷的诗《锦》也热情地赞美道：“文君手里曙霞生，美号仍闻借蜀城。夺得始知袍更贵，著归方觉昼偏荣。”
司马相如曾将自己一件蜀锦质地的“鹔鷞裘”典当了买酒喝。大才子做出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来，立即轰动了成都。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纷纷在自己的蜀锦上织些鹔鷞花纹，雅称为“相如锦”。《西京杂记》记载，司马相如还曾作过一首《合组歌列锦赋》，用织锦比喻作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
扬雄也是汉代成都蜀锦的目击者。他在《蜀都赋》中描述了蜀锦的华彩称奇，品类繁多：“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奇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
汉代成都，是锦的世界。每当蜀锦织成，织锦女工便手持蜀锦，来到濯锦江中漂练。即使到了唐代，这样的濯锦图也依然如故，撩拨得刘禹锡不得不用诗来赞美这幅美景：“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
蜀锦当然不仅是文人墨客讴歌的对象，更是当时政府重要的经济支柱。这也是政府在成都设置锦官、开办锦官城的初衷。三国时群雄纷争，战火连绵。占据益州的刘备，支撑战争的庞大经费从何而来？蜀锦收入即为他主要的财政收入。诸葛亮在颁布的教令中毫不讳言地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刘备还常将蜀锦作为奖品赏赐给下属。刘备曾一次赏赐给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蜀锦各1000匹。蜀锦还成为了刘备外交手段。为“联吴抗魏”，刘备即向孙权赠送过“重锦千端”（一丈八尺为一端），后主刘禅也曾以蜀锦赠送吴国豪强张温，藉此笼络感情。曹操也雅好蜀锦，但蜀国自然不会赠送给他，他于是派人潜入蜀地密购蜀锦。
丝绸之路上的蜀锦
蜀锦出自锦江，是锦江文明的产物，是优越秀冠的天府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瑰宝。宋代诗人陆游禁不住赞曰：“剑南山水尽春晖，濯锦江边天下稀。”历史悠久的成都，不是江南，胜似江南，难怪来自江南鱼米之乡的陆游也想要在成都买园养老，“老夫白首欲忘归”了。
贵为“天下稀”的蜀锦，行销海内外。在长沙马王堆、湖北云梦等地西汉墓葬中出土的古锦实物，考古界普遍认为均是成都生产的。当时蜀锦配色已多至四五色，价格一般为两三千钱一匹，档次最高可能逾万钱。蜀锦不仅垄断了中原和江东的主要贸易市场，还经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外。
历史上，蜀锦出川主要有三条线路，可分为北线、东线和南线。东线自成都至重庆，顺江而下通往湖北荆州及长江中下游；南线自成都经邛崃至雅安，后分为多条线路，其中包括经攀西前往云南；北线则是经广汉、绵阳、广元出川，翻越秦岭通往关中和西域的蜀道。
南线即为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这是一条最古老的国际交通线，它起始于成都，经云南出中国后到达缅甸、印度、阿富汗，然后继续往西至中亚、西亚。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早于北方丝绸之路。司马迁《史记》记载，公元前122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即看到从印度输入的蜀布和笻竹杖。运送这些商品的国际通道当时被称为“蜀身毒道”，身毒即今印度。历史学家认为，在先秦时期，南方丝绸之路已经初步开通，是那时古蜀与西方交往的主要通道。流通在这条道路上的主要商品即为蜀锦。那些满载蜀锦的马匹，从成都一路南下，清脆的马蹄声、悦耳的铃铛声，夹杂着蜀商们的谈笑与吆喝，响遍沿途的山谷与村落，响彻南方丝绸之路。
不仅“蜀身毒道”是外销蜀锦的重要国际通道，蜀锦也是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支撑。北方丝绸之路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进而联结地中海各国。唐代诗人张籍在《凉州词》里说：“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诗中的“白练”，就有不少是来自成都的蜀锦。在出土的唐代吐鲁番文书中，即记载了“益州半臂”蜀锦在当地市场上颇为畅销。北方丝绸之路沿线这些年也多次出土不少蜀锦，其年代从南北朝到唐朝。而等到了1995年10月，则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精绝国国王、王妃墓中出土了震撼人心的汉代蜀锦。
当时，中日联合考古队在墓中发掘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汉代丝绸，其色彩之斑斓，织工之精细，实为罕见。而其中一块蜀锦护臂尤为耀人眼目，青底白色赫然织就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块随后被定为国宝级文物的蜀锦，织造工艺非常复杂，被专家认为是汉代织锦最高技术水平的代表。该蜀锦除去文字之外，还有用鲜艳的白、赤、黄、绿四色在青地上织出的五峰五星图案：锦上的“五星”，指的是天象紫微垣上的五星。它以紫微中宫代表中国是凝聚和向心的中心。它出现在东方的天象是利于中国的。它寄托了编织它的成都人对“五星中国”美好的梦想；它又流传于西域，也是西域人向往“五星中国”的佐证。它的发现，也澄清了许多历史的迷雾。不仅证明了汉代成都织锦技艺的高超，也说明蜀锦在北方丝绸之路上流传的历史悠久，当年张骞在大夏看到的“蜀布”，即为这样的蜀锦。
丝绸之路上不断的考古发现，是精美蜀锦行销海内外的历史见证；蜀锦织机模型的问世，则用实物证明了汉代成都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精妙绝伦的蜀锦，从成都出发，越过平原，穿过高山，通过逶迤的丝绸之路满足了海内外市场旺盛的需求。因此，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毅认为，“蜀锦织机模型的发现，印证了成都在丝绸之路中的重要作用，证明了成都就是丝绸之路的南方起点。”
